张海生：我从1993年开始接触，起初是在全国知名的《音像世界》杂志的歌迷会。当时会议地点在衡山路739号小红楼，旁边则是中唱（EMI）。2002年小红楼的拆迁，或许象征着音乐在这座城市的尴尬定位。上海独立音乐的发展可分为多个阶段，从90年代初到2000年代、2010年代，再到2020年后的轮回，每个十年都有不同的特征。
Roxy：作为观众，我在2000年于徐家汇桥外桥酒吧目睹了舌头与木马的联合专场。而作为参与者，2006年在育音堂还不是场地的时候，我与张海生在东大名创库组织了一场长达8小时、16支乐队参与的室内演出。那是一场摇滚盛宴，所有的文化媒体和潮人红人悉数到场，几千人次的涌入让那个小小的艺术仓库见证了历史。
上海独立音乐的发展分为几个标志性的乐队时代：第一个时代在2000年左右，以戈多、维多利亚空间、惊弓之鸟、水晶蝶等乐队为代表，开启了本土原创乐队的崭露头角；第二个时代约在2005年前后，顶楼的马戏团、香蕉猴子和IGO等乐队知名度逐渐从上海扩展到更多其他城市；第三个时代在2010年，以鸭打鹅、MHP为代表，逐渐走向国际舞台；第四个时代大约在2020年，随着流媒体的兴起，号外、和平和浪、LOFTBEACH等新一代乐队崭露头角，带来了更多好听易传唱的作品。
张伸：我大约在2005年开始参与现场演出，当时每周末都去哈雷，观看了许多育音堂的演出。2006年，育音堂在龙漕路拥有了自己的场地，我常骑车下班去看演出，还办了会员卡享受8折优惠。进入21世纪初，上海的独立音乐似乎正处于疯狂生长的洪流之中；而自2010年起，随着新潮的涌现，2020年后的乐队逐渐趋于平淡，令人眼前一亮的乐队少之又少。
经营了20年的育音堂老店已于去年停止营业。
“别”：育音堂这个名字的来源是什么？在你们心中，育音堂意味着什么？
张海生：育音堂在民国时期是专为孤儿和流浪儿而设的地方，育音堂的名称寓意着我们培育和呵护音乐孤儿。对我来说，育音堂的象征便是“Live in Live——生活在现场”。
Roxy：在上海的音乐圈内，育音堂不仅仅是一个演出场地，更是许多人心灵栖息的家。
张伸：在我眼中，育音堂就是上海乐队的孵化器。
“别”：自2004年育音堂创立以来，有哪些关键性时刻？大家如何看待其在上海独立音乐场景中的地位呢？
张海生：每次搬迁都是一段重要的时刻：从龙漕路到凯旋路，以及去年7月离开凯旋路，都是几代人在此看演出的共同记忆。
Roxy：经过20年的发展，育音堂从20岁走到了40岁，始终如一地默默支持每个对音乐有理想的创作者。太多的乐队和幕后工作者（如主办、调音师、经纪人、舞台助理）都是从育音堂起步的，称其为音乐行业的“黄埔军校”当之无愧。
张伸：育音堂的韧性使其在逆境中生存，即使面对变化的世界，它始终伴随着我们成长。
“别”：上海的独立乐队是否具有地域性的特征？如果有，那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？
张海生：从华丽的装扮透视冷漠世界，到调侃当地市民生活，再到描绘舞女的眼泪，每个十年都有代表性的声音，反映了城市文化特征的变化，也代表了不同乐队在上海生存的不同体验。
Roxy：上海独立乐队有两个地域特征。其一是风格新锐，其二是少而精。由于上海的年轻人较早接触国际文化，所创作的音乐自然更具“新”意，比如我国最早的后摇乐队戈多和后朋乐队惊弓之鸟都在这里诞生。同时，上海人通常较少扎推，塑造了各具特色的音乐风格，而不像北京时期那样出现一群相似的金属或朋克乐队现象。
张伸：但从最近几年来看，我开始感到一丝失望，地域特征正逐渐模糊。
“别”：在你们心目中，谁是最能代表上海的乐队/音乐人？
张海生：顶楼的马戏团：他们是本地小市民文化的象征，与那些梦想步入上层社会的人形成鲜明对比。
Roxy：如果只能选一支乐队，那我会选择水晶蝶。他们2000年代的音乐直到今天听来依然毫不逊色，特别推荐《Judy’stoo》和《灵山》。
张伸：无疑是顶楼的马戏团。他们唱出了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生活：小市民、小白领、外来妹、快递员，描绘了苏州河、崇明岛，以及申花队。
如今，育音堂音乐公园已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。
“别”：毛衣的变化与现在，上海独立音乐文化和音乐场景经历了哪些演变？
张海生：如今，音乐人自我生存与创作能力的独立性至关重要。与20年前相比，现在的音乐人在技术性、学习和演出等方面获得了更多便利。然而，许多音乐人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拼搏，自我学习的速度和深度逐渐放缓，并且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显失去活力?
Roxy：如今，上海拥有更多专业表演场地，甚至已出现超过1000人的livehouse。多样化的音乐风格不断涌现，不仅限于摇滚和说唱，更多海外音乐人也不断来到这里。虽然新乐队出现的数量在减少，但卧室音乐人的比例却在增加，夏季Z世代乐迷对现场演出的热情也在下降，这都为现场演出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
张伸：一方面，外部条件在不断改善，而年轻乐队的演出机会却在逐渐缩水。一旦没有演出后，要再去努力便显得愈加艰难。上海话形容就是“死蟹一只”，而如果创作者失去表达欲，就更让人无从下手。
“别”：作为livehouse的经营者，实际运作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呢？
张海生：本地高水平独立音乐人稀缺，经营成本和管控压力也随之而来。
老路：前路未卜，人才断层，只能活在当下。
“别”：作为深耕音乐行业的资深从业者，大家认为理想状态下城市的音乐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
张海生：多元化的价值观，以便让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追求。当大众的音乐审美和素养提升到一个高度时，生态才能得以良性发展。
老路：生态的构建必然依赖于城市、国家或国际的大环境，所有理想终究取决于整体环境的开放程度。
Roxy：好的音乐生态应有小型和大型livehouse，而非一味追求规模。场馆面积虽大能满足票房需求，但场地的硬件设施是否匹配，以及演出内容是否足够优质，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。此外，AI时代的来临，对人类音乐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。因此，现场演出将显得更加重要，这是AI无法取代的特质。
张伸：年轻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应该更加多样与包容。
现场阵容亮相
NajaNaja
NajaNaja是由狗狗（主唱/贝斯）和玉皓（主唱/吉他）组成的二人乐队，成立于2020年，诞生于北京。他们本着玩乐的态度，创造出结合了后朋克、迷幻音乐、噪音与合成器流行等元素的多面作品，构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世界。在他们的创作中，吉他、贝斯、电子鼓和合成器营造出多元趣味的氛围，而俏皮或冷峻的人声则成为年轻人态度的缩影。人与机器的结合，智趣与秩序的交融，描绘出一幅复古未来的声景。
NajaNaja于2021年在biéRecords发布了首张EP，并收获了Bandcamp的首页推荐。2023年，乐队在美国进行了四城巡演。2024年4月，他们将举办首次国内专场演出。
AnCorporation
常驻于上海的器乐摇滚乐队AnCorporation，以其宏大且探索性的声音引人注目。乐队将在2024年发行首张专辑，2025年受邀参演比利时dunk!festival，成为继惘闻、沼泽和天声后，第四支登上dunk!舞台的中国乐队。
该乐队擅长在作品中融入低音提琴与小提琴，避免后摇音乐中常见的情感低沉，而是用激烈的创意冲击听众。对于喜爱粗犷感与力度的器乐摇滚听众来说，AnCorporation无疑是最佳选择。
乐队成员经历各异：鼓手徐森自学生时代起便活跃于伦敦、牛津等独立音乐现场，现为牛津大学材料博士；低音提琴手孙浩来自上海民族乐团，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低音提琴专业；吉他手佳杰曾加入多支摇滚乐队，并是「主唱死了」播客的主播；小提琴手老韩则为前卫摇滚爱好者，精通多种乐器。
拗拗NeoNew
由歪歪和野杨组成的二人音乐组合拗拗成立于北京。
从各自的音乐影响出发，他们在精神世界中描绘轮廓，利用意识和身体发声，探索出自己独特别致的语言。电子与器乐的融合，利用当下的直觉为素材，拆解再组合，创造出迷幻而奇特的声响。
“拗拗”或许是一个共同的幻想体，一种超越的体验，一次奇妙的旅程，也可能是一种生物、一面面具、一声呼唤、一段奇特的声音，或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。
观演福利
为了回馈您对Woodsnake的支持与对新声音的好奇心，Marshall特别为现场观众准备了一场抽奖活动！
我们将送出包括：1部Marshall Minor IV Black耳机和“别的聚会2024·亚洲声音”系列周边（长袖T-Shirt、短袖T-Shirt、帽子及尼龙斜挎包各1件）。
设计：金鹿
抽奖活动规则说明：
通过Marshall小程序报名，并到现场观看演出的朋友，于演出结束后在小红书发布现场照片或视频反馈，@BIE别的音乐和@Marshall马歇尔官方账号，即可参与抽奖。
Marshall与BIE别的音乐联合呈现
“Woodsnake2025”特别巡回专场
03.28 武汉VOX Livehouse
05.18 上海育音堂音乐公园
06.21 成都小酒馆万象城店
07.05 北京School LiveBar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